左衡以《“电影城主”的文化作用》为题介绍说,“中国电影走过了百余年的长路,现存最早的国片都有101年的年纪了,那些沧桑斑驳的胶片既需要安排好收存保藏其身躯的地方,也需要寻找到沉思升华其灵魂的空间。于前者,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北京、西安两库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于后者,中国电影人刚刚起步。仿佛一场因缘,电影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到苏州,江南分馆时空节点的选择与主持其事的文化管理者与参与其中的电影人士,一点不亚于古人在建设经营一处园林时候的用心用情。”除却哲学化的态度,《宇宙探索编辑部》还流淌着铿锵有力的浪漫主义关怀。“铿锵”表现为电影自始至终都在呈现一种边缘化的人物状态,而“浪漫”则恰恰来自于这些被主流所排斥的疯癫小人物之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探讨了人之规训的种种生命状态,电影却由内而外散发着非理性的光辉,甚至还充溢着无远弗届的自然生命力歌颂。唐志军是一意孤行的科幻主编,孙一通是沉浸自我的农村少年,有趣的是俩人却在默契的行为对话中获得了非主流化的情感共鸣。尽管,电影在游牧式的山川河流中放置了一个巨大的“伪命题”,但对于观众而言,重要的不是他们是否获得了最终的结果或真相,也不必尝试推敲出有关外星人在何处的因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行走式的体验无疑是项飚所言及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具体实践:疯癫者——唐志军在行旅中重新定义了自身生活的目的,自然也获得了宽恕、接纳、包容与救赎自我的伦理之善。引领者——孙一通难分昼夜地等待麻雀落地,而这些在常人看来怪诞的举动实则也暗含了某种“众人皆醉我独醒”式的黑色幽默。此外,他还为观众渐次呈现了一种失语者的另类浪漫主义,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何惧冷眼旁观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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